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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史论稿十二简论北宋定都开封的背景及原因

时间:2019-06-18 12:13:49 来源:互联网 阅读:1次

中国历史上,开封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,仅见于北宋一朝,由此也标志着国都东移趋势的完成。那么,开封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成为都城的,北宋开国者又是如何选择其为京师的?这些问题古人有过议论,今人也曾谈及,但或失之于偏颇,或不够全面。本文拟对此重新加以探讨。   中国古代的都城是专制集权王朝的统治中心,所谓“天下之根本,九州之枢会,譬之一人之身,则京畿为之腹心,而四方乃其支末”。因此,都城的确立,深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,在选京定都时,“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”。就是综合当时各方面社会条件,作为定都的依据。在这些条件中,以经济、政治、国防及防御地形诸因素为重要。   首先,从经济条件上看,所谓:“京大也,师众也,大众所系,故谓之京师,有食则京师可立”,优越的经济条件是建都的必要前提。秦汉时期,黄河中下游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,其中又尤以关中平原富,“故关中之地,于天下三分之一,而人众不过什三,然量其富,什居其六”,为当时全国经济重心所在。正是在此基础上灭六国,也据此而称帝。而当时的南方地区尚未得到较多的开发,经济上相当落后。在此经济形势下,关中无疑具备了定都所必要的物质条件。其次,从政治和国防上来看,在古代交通、通信手段相当落后的情况下,国都应居于天下政治重心之区,以便“临制四海”。而政治中心又必须与国防重点相适应,都城既是国防的终对象,又是国防的指挥中心。先秦以来,中原政权的外来威胁始终在西北,南方则很少构成较大的边患,故秦汉时的国防军事重点在西北。关中适应当时的国防形势,便于就近指挥,亦成为政治重心所在。第三,就防御地形而言,在冷兵器时代,天险地形在防御上占有极大的优势,从来受到防守者的重视,而这对都城安全是极为重要的,所谓:“建邦设都,皆冯险阻,山川者天之险阻也,城池者人之险阻也,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”。秦中“被山带河,四塞以为固,卒然有急,百万之众可具也”,占尽了防御上的地利。上述几方面的原因,使关中在当时作为都城是为有利的,故当汉高祖考虑迁都洛阳时,娄敬和等人便竭力反对。地处关中腹地的咸阳和长安乃成为秦汉的国都。此后,都城虽一度东移,却不时有人要求西迁。到隋唐时,都城再度返回长安。总的说来,和唐前期的全国形势类似于秦汉:北方经济胜于南方,西北的突厥为主要的边患,“天下之势,其重在西北”。   但到当政以后,上述局面开始发生变化,一方面,随着唐中央官僚机构的日益膨胀,关中的经济力量已难以应付,窘困的现象不时出现,数帝就不得不到东都就食。“唐都长安,而关中号称沃野,然其土地狭,所出不足以给京师”。安史之乱后,秦中屡遭兵燹,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。而与此同时,相对安定的江南经过长期的开发,经济力量勃然而起,出现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,东南漕运便直接关系到唐王朝的生存。但是,“关中寓内西、偏天下,劳于转输”。另一方面,中唐以后,契丹势力崛起于东北,国防重点也迅即东移,一时强藩重镇多设于河北,关东遂成为政治角逐的关键之区。显然,长安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,大有鞭长莫及之感。北宋宰相王旦即指出:“长安、洛阳虽云故都,然地险而隘,去东夏辽远,故汉之吴楚七国、唐之山东河北往往强悖,良亦远而难制也。加其转漕非便,仰给四方,常苦牵费”。唐末,便有人献议迁都。在此社会背景下,都城东移已成大势所趋,五代时,都城终于东出潼关。史家赵瓯北对此提出如下看法:“地气之盛衰,久则必变。唐开元、天宝间,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……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,故突生安、史以兆其端。”“当长安夷为郡县之时,契丹阿宝机已起于辽……而气之东北趋者,则有洛阳、汴梁为之迤逦潜引”。赵氏的地气之说虽不足为信,但透过这些语句的神密色彩,却表明他已观察到了统治中心东移的必然趋势,并感觉到这种移动是与国防重点和政治重心的变化有关。   北宋王朝的建立,正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出现的,因而,都城的选择,就不能不受其影响、制约。一方面,东北的契丹势力不断发展,后晋时曾兵洗汴都、饮马黄河;另一方面,东南经济实力完全压倒北方,昔日的膏腴之区关中,这时水利失修,“亡天府之利”,在经济上无力支撑庞大的都城。而沟通东南的漕运线除了距离过远外,又有三门砥柱等险阻,使漕运的规模受到严重的限制和影响。洛阳虽较长安偏东,但仍有以上不利之处,宋真宗曾对臣下说:“洛阳宫阙壮丽,然城北地隘,毂、洛浅滞,辇运艰阻,谅非久居之所”。从客观上看,在新的社会形势下,北宋所选的都城,既要适应当时政治、国防重心的要求,又要满足经济上的需要,具备这些条件而能被选为都城的地点,在宋初以开封显得较为优越。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:   其一,开封居天下中心之位,有利于控制全国、特别是广大关东地区,“大梁四方所凑,天下之枢,可以临制四海”;   其二,开封为前朝故都,历经五代时四朝兴修,城池宫阙完备,人烟稠密,在人们心目中地位非凡;   其三,也是重要的,开封有交通之便,周围运河密布,“有惠民、金水、五丈、汴水等四渠,派引脉分,咸会天邑”,尤其是处于联系东南的汴河之上,避开了三门等险阻,极大地缩短了漕运的距离,“宜乎建都立社,均天下之漕运,便万国之享献”。   总之,开封作为都城,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长安、洛阳的不足之处。但是,开封四周的平原地形,对其防御却是相当不利的。所谓:开封乃“天下四冲八达之地也,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,洛宅九州之中,表里山河,形胜足恃”。在后晋丧失包括北方长城线在内的燕云十六州的情况下,这种防守上的弱点就显得更为突出,如宋人所说:“燕蓟以南,平壤千里,无名山大川之阻,蕃汉共之”。从而使开封“常有戎马在郊之忧”。   面对以上开封地理上的利弊长短,宋开国统治集团权衡之后仍选择定都于此。推究其因,主要在于开封便利的漕运及交通条件,满足了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,从而打动了当政者。如所周知,中唐至五代时,藩镇割据,“外抗王命,内擅一方”,其结果是出现了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,中央权威扫地。在此背景下建立的宋王朝,势必惩前之弊,全面强化中央集权统治,将全国牢牢地控制在以都城为中心的集权统治之下。而要达到这一目的,就是要收兵权,“重兵在边,京师乃单。拂躯以尾,尾不可大,掉之不能,反为躯害”。于是,宋初在削藩镇的同时,又实行了“收四方劲兵,列营京畿,以备宿卫”的措施,调天下军之半常驻于京师,从而收到了“内外相维,上下相制”的效果。这也是名噪于史的赵宋“家法”。在实行募兵制的情况下,京师数十万常备军的供给,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,于是,漕运的迅猛发展便在所难免。“聚兵既多,所以漕运不得不详,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”。开封在运河交通上的优越地位,则完全有利于漕运的这一发展,所谓“漕引江湖,利尽南海”,“舳舻相接,赡给公私,所以无匮乏”。至于开封地理上不利防御的弱点,宋初统治者在主观上则企图利用京师屯驻重兵的措施加以弥补。正如当时人指出的:“不因山河之固,以兵屯为险阻”。也就是说,正好将收兵权与增强都城的防御结合起来。但在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的形势下依然安都于开封,事实上等于牺牲了都城的重要防卫屏障,诚如后人云:“无险难为国,云何此帝州?”不过,为了确保集权政策的执行,北宋统治者不得不以削弱国防为代价,在定都的问题上,以内忧为重,外患为轻,宋太宗就公然表示:“国家若无外忧,必有内患。外忧不过边事,皆可预防。惟奸邪无状,若为内患,深可惧也”。由此而言,北宋之所以定都开封,直接根源即在于漕运。范祖禹说:“国家建都于汴,实就漕挽东南之利”,张方平更言:“汴河之于京城,乃是建国之本”。从整个北宋王朝的情况来看,开封作为都城,确无财赋之匮。宋初,汴河每年便可漕运粮食百万石,以后更达到六百万石,多时则达七八百万石,加上其他几条河的漕运,就为宋集权统治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,“岁漕资粮溢于汉唐”,从而解除了其经济上的后顾之忧。开封作为统一王朝北宋的国都,也表明我国政治中心东移的趋势,得到了完成。   北宋定都于开封,由于面临防御上的不利因素,所以引起了长期的争议。据记载,宋太祖曾有意迁都于有险可依的洛阳、长安,但遭到晋王赵光义(以后的太宗)以下王公大臣的一致反对,其中一个将领李怀忠谏曰:“东京有汴渠之漕,坐致江淮之粟四、五千(此误,当为‘十’)万,以赡百万之军,陛下居此(洛阳),将安取之?军府重兵皆在东京,陛下谁与此处乎?”只得作罢。当时人即指出其原因所在:“不还周汉之宇,而梁氏是因,非乐是而处之,势有所不获已者,大体利漕运而赡师,依重师而为国也”。以后,宋真宗两次巡幸洛阳时,当地父老都劝说迁都于此,真宗虽羡慕洛宅形胜,但考虑到漕运艰难,只得感慨而去。景?时,又建议修缮西京,“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,以便天下,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,以守中原”,但同样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。庆历时,契丹大有南下之势,宋廷深感其威,韩琦又建议修西京,以备非常。类似的争论、建议在北宋很多,反映了开封作为国都,有其不利的方面。南宋人郑樵因此愤然喟叹:“宋祖开基,大臣无宅洛之谋,小臣无娄敬入关之请,因循前人,不易其故,逮至九朝,遂有靖康之难”。叶适也有类似的看法。其实,并非无人异议,几代皇帝也不是没有考虑迁都的问题,但在中央集权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和北宋立国之策的制约下,庞大的国家机器,特别是重军只得依附于漕运便利的开封,“则是今日之势,国依兵而立,兵以食为命,食以漕运为本”,遂造成了骑虎之势。秦少游就道出了其中隐痛:“臣闻世之议者皆以谓天下之形势莫如雍,其次莫如周,至于梁则天下之冲而已,非形势之地也……臣窃以为不然……唐汉之兵皆在外也,故非都四塞之国,则不足以制海内之命,此所谓以地为险者也。本朝惩五季之弊,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……而衣食之给,一毫已上皆仰县官,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于农也。非都四通五达之郊,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,此所谓以兵为险者也。夫以兵为险者不可以都周雍,犹以地为险者不可以都梁也”。北宋终亡于为其所轻的外患,不能说不与都城的选择有一定的关系,而推究其源,则在于赵宋僵硬保守的“家法”。   综上所述,北宋定都开封,是在中唐以后政治、经济和国防军事形势变化的背景下出现的,主要原因则与空前发展的集权政治有关。从北宋一代的历史看,开封作为都城,满足了当时中央王朝对内集权统治的需要,但同时,也给其国防带来了相当不利的影响。   (原文发表于《历史教学》1996年第8期)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(www.lishixinzhi.com)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。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,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推荐阅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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